­　　四六級考試誕生30周年 未來應扮演什么角色？

­　　這項自1987年逐漸在全國高校推廣開來的英語考試，如今迎來了它的第30年。近年來，伴隨著四六級考試是否“有用”的爭論不斷，但不少高校“不過四六級不給畢業(yè)證”的做法讓其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仍然“難以撼動”。

­　　事實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并未制定學士學位授予與英語四級考試掛鉤的辦法。然而，四六級考試在這30年中不斷發(fā)展壯大的同時，與學位掛鉤已經成了部分高校的“土政策”和“潛規(guī)則”。

­　　那么，四六級考試究竟應該扮演什么角色？

­　　復旦大學教授、上海高校大學英語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中國學術英語教學研究會會長蔡基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四六級考試與雅思托福等社會化英語考試性質不同。

­　　“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只是一種教學測試，即測試學生在完成大學英語4個學期后是否達到大綱提出的要求。大綱的要求是按照4個學期的課時數（280課時）和當時新生的入學水平（1800單詞量）計算出來的，而不是根據社會用人單位需求設計出來的。”蔡基剛說。

­　　據蔡基剛觀察，現在的四六級考試較從前更難，一方面是因為在這30年中學生總體英語水平是逐漸提高的，另一方面是因為大家都期望它達到教學目的的同時實現一種社會目的。

­　　蔡基剛認為，要讓四六級考試既滿足社會需要，成為用人單位衡量學生英語水平的一把尺子，又讓其發(fā)揮教學測試功能，作為完成教學課時后的達標測試，這是不可能的。

­　　“作為社會化考試有幾個條件。首先，其內容和難度的設計必須基于用人單位的需求分析，為特定社會需求服務；其次，社會化考試完全是個人行為，學生考試成績只能報給考生本人；另外，社會化考試的運轉應當與教學脫鉤的。因此，看上去四六級考試在向社會化考試轉型，但都是表面現象。”蔡基剛說。

­　　蔡基剛坦言，“現在四六級考試既想享受教學考試帶來的地位壟斷性和生源保障性等好處，又想享受社會考試帶來的認可度，這是不可能的。”

­　　2017年年初，教育部副部長林蕙青曾表示，首個覆蓋我國各教育階段英語測評、教學、學習的能力標準——中國英語能力等級量表已完成主體研制，預計2017年年底公布。同時，國家英語能力等級考試計劃在2020年前逐步推出。

­　　雖然通過媒體多方證實可以確定，這并不代表四六級考試將會取消，但四六級考試的未來究竟路在何方？

­　　蔡基剛表示，回顧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發(fā)展的30年，這一測試的出現對于社會和高校重視大學英語，推動大學生的英語水平提高起到了歷史性的貢獻。但是它給我國外語教學帶來的弊病也是有目共睹的，其帶來的“應試教學”和 “高分低能”結果困擾了一代大學英語教學的定位和發(fā)展，影響了一代大學生用英語開展專業(yè)學習能力的發(fā)展。

­　　蔡基剛認為，作為一個全國性的、統(tǒng)一的，一段時間行政命令性的教學水平考試已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據，它抹殺了地區(qū)的學生水平差異和各校辦學定位的差異。

­　　蔡基剛解釋：“現實情況是我國地區(qū)差異太大，各地各校新生入學水平無法比較。如現在的上海高校新生的詞匯水平可能達到4000了，但有些地區(qū)最多只有2000詞匯量，怎么能夠要求他們在兩年后都達到統(tǒng)一的水平呢？這就導致四級考試一次通過率始終在30%左右徘徊，也引發(fā)了普遍性的應試教學。”

­　　此外，蔡基剛表示，英語教學水平的考試是否需要全國統(tǒng)一的測試是值得思考的。“我們真的需要這么多‘菜刀’嗎？現在英語能力考試在國家層面已經有高考，四六級考試，英語專業(yè)四、八級考試，全國研究生統(tǒng)一考試，人事職稱考試等7種，如加上其他測試方式，大約有十幾種。每種考試都是一種利益，最終受傷的還是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