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此把他的作品當(dāng)成“心理大保健”,誤會有點大?!兜谌认右扇恕反笾驴梢钥醋鲗?dǎo)演對自己的撥亂反正,要知道,在隨筆里他同樣寫道:“電影里的角色是與鏡頭另一側(cè)的導(dǎo)演呼吸頻率同步的人,拍攝對象是真實地生活著的人。”他從來不是一個心靈雞湯寫手,視英國導(dǎo)演肯·洛奇為偶像的他,始終不能釋懷的是人和人性在社會網(wǎng)絡(luò)中受到的煎熬捶打。《第三度嫌疑人》部分地讓人回想起《幻之光》,追問當(dāng)事人謀殺或自殺的動機,最終是無解的。至善或至惡的人性都不存在,“真實的活著”意味著面對外部世界、面對命運和人心的不可控。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的老警官回憶往事時的慨嘆:“他(嫌疑人)翻來覆去地改著口供,就像一個空空的容器。”在這樣的容器里,善或惡,真實或謊言,參差著不存在一條明確的分界線。
是枝裕和對于人性模糊的精確認(rèn)知和表述,讓電影成了一把插向觀眾心頭的尖刀。福山雅治和役所廣司分別飾演了《第三度嫌疑人》里的辯護律師和嫌疑人。論表演的專業(yè)能力,役所廣司碾壓福山雅治。但如果就此說“電影靠役所廣司的表演支撐”,那是偏頗的。在這個角色身上,導(dǎo)演投入了含混復(fù)雜的深情。影片絕不是要塑造“人性的反派”,而是一個不太正面的角色變得“正面”的過程中品嘗的痛苦:他本來可以心安理得做一個職業(yè)的辯護人,可是逐漸他成了一個被喚醒的人,于是法理的技巧讓位給對真相和救贖的渴望。福山雅治近乎崩潰地追問役所廣司“真相是什么”,那個瞬間,觀眾和角色都在期待包袱輕輕落下,但期待落空了。這不是《羅生門》式的反轉(zhuǎn),固然涉事人出于各自的立場,“只說對自己有利的”,而更尖銳的感悟來自主角的某位同行:“這是一個盲人摸象的故事。”在觸摸“人性”這頭大象時,誰又能確信自己從盲目走向“看見”? 這是痛苦的根源。
在電影無解的終局里,是枝裕和交付了一個創(chuàng)作者的誠實,他沒有挑釁觀眾,恰相反,他放棄了講故事的人的特權(quán),和角色一起在“人與人之謎”的迷宮里舉步維艱。一個不愿做觀眾心理按摩師的導(dǎo)演,其實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