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有言：“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書院，是中國古代獨具特色的教育機構，肇始于唐，興盛于宋，沿襲至元明清，穿越千年風雨，弦歌不輟。

　　在中國書院版圖中，福建書院地位獨特。有學者形容，福建書院“歷史鏈條完整，且書院數量眾多，屬于書院發(fā)達地區(qū)”。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特征，不僅塑造了山川秀美的自然景觀，更深刻影響了古代書院的分布與學風。武夷山脈的幽靜深邃與閩江流域的水運便利，催生了以武夷精舍、鰲峰書院為代表的書院集群。宋代以來，朱熹等理學家以閩北書院為基地，構建了影響深遠的“閩學”體系；晚明至清代，福建書院再度復興，從山林走向都市，更成為聯(lián)結閩臺的文化橋梁。

　　為更好傳承書院文化，彰顯福建書院精神，本報聯(lián)合華福證券推出探尋福建書院系列報道。系列報道一探八閩書院風采，既回答“書院是什么”，也探討“書院在今天意味著什么”，以期喚起公眾對書院文化的關注與重視，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

　　——編者

　　八閩大地，文脈悠悠，千年書院，星羅棋布。

　　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帶來中原八姓入閩，也帶來福建教育的啟蒙星火。唐五代時期，隨著中原漢人大舉南遷，福建經濟文化漸次興盛，書院開始萌芽。山嶺縱橫、溪流交錯的地理環(huán)境，使福建既遠離中原戰(zhàn)亂，又得山海滋養(yǎng)，成為文脈存續(xù)的天然港灣。兩宋時期，福建以文教昌盛得享“海濱鄒魯”之譽，朱熹長期的講學授徒活動更直接推動了書院建設。此后數百年，書院成為傳播朱子理學的重鎮(zhèn)，在傳承文化、普及教育、培養(yǎng)人才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　濫觴　—

拓荒啟智，問渠那得清如許

　　書院起自何時？學術界一般公認：書院制度濫觴于唐代中葉。而在福建，書院的萌芽或可追溯至更早。

　　莆田市區(qū)西南隅，廣化寺內新復原的湖山書堂靜靜矗立。據《八閩通志》記載，南朝梁陳時期（502—589年），河南鄭氏后裔鄭露、鄭莊、鄭淑三兄弟遷莆田南山定居，創(chuàng)建湖山書堂，教讀子弟，開創(chuàng)莆田文化教育之先河，史稱“開莆來學”。歷經傳承，這片講學之地逐步發(fā)展為南湖書院，當地視其有啟蒙之功，讓莆田成為“文獻名邦”，此后千余年人才輩出。

　　“湖山書堂倡導儒家道學以教化鄉(xiāng)民，與后來以培育人才為己任的書院十分接近，可視為福建早期書院的萌芽。”著名書院研究學者、《福建書院史》作者方彥壽說。

　　唐末五代，戰(zhàn)事頻繁、官學衰微，士大夫擇山林名勝之地筑屋建房，或研究學問，或聚徒講學，這便是書院的原始形態(tài)。此時福建書院漸成氣候，呈現(xiàn)多元面孔：包括以教育家族子弟為核心的家塾型書院、儒者隱居讀書的書院等。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當數松洲書院——福建首個有明確文獻記載的書院。

　　漳州市薌城區(qū)浦南鎮(zhèn)松洲村，唐中宗景龍二年（708年）創(chuàng)建的松洲書院坐落于此。歷史上書院先建，后增建威惠廟，如今仍能看到“前廟后院”的獨特建筑風格。“朝佩堂”上，“導鄉(xiāng)民于禮樂，開士子之茅塞”的對聯(lián)，彰顯了書院的教育理念。

　　創(chuàng)建者陳珦是平定閩南之亂的名將陳元光之子。他深知閩南民風剽悍、文化未開，遂以書院為據點開啟邊地教化。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鄧洪波認為，松洲書院教學形式多樣，既有針對士民的社會教育，又有聚徒授業(yè)的專門教學，教授方法側重啟發(fā)，被認為是我國第一所教學功能比較齊全的書院。

　　“松洲書院既接納士族子弟，也向平民學子敞開大門，打破貴族對教育的壟斷。尤為可貴的是，書院將中原文化與閩南本土文化相融合，使文化傳承更具生命力。”漳州閩南書院院長葉明義說。

　　“福建早期書院的領先地位，不僅體現(xiàn)在時間上的超前，更在于‘崇文重教、經世致用’的精神內核。私家講學傳統(tǒng)、山林治學格局與文脈傳承根基，讓福建成為南方文化教育的重要陣地，也為外來學術思想的傳入提供承接載體。”方彥壽說。

—　共生　—

理學傳芳，新知培養(yǎng)轉深沉

　　北宋時期，理學興起。福建書院數量尚不多，但從事理學研究與傳播已成趨勢。

　　南宋時期，隨著政治中心南移，理學向南傳播。曠世大儒朱熹在閩北創(chuàng)辦書院、講學，推動理學興盛，書院與理學的結合更加緊密——朱子及門人創(chuàng)辦書院，問道切磋，著述講學，流布理學；理學借由書院扎根生長，播撒四方。

　　武夷山市五夫鎮(zhèn)，相傳為朱熹手植的古樟樹歷經860余年風雨仍枝繁葉茂，恰似朱子理學思想的生命力。復建后的紫陽書堂前，半畝方塘水波瀲滟，石壁上刻有《觀書有感》——“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這里不僅是朱熹的居所，更是他早期講學的‘準書院’，朱子理學在此初現(xiàn)端倪。”武夷山朱子學校老師張貴龍介紹，“紫陽書堂規(guī)模雖小，卻吸引了蔡元定、黃榦等一批早期門人從學。朱熹在此完成《論語要義》《孟子集解》等多部著作，使書院功能從授徒講學延伸到研究著述。”

　　方彥壽認為，“教學與著述并行”的模式，正是朱子理學能夠不斷完善、傳播的關鍵。

　　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講學足跡轉至太平山麓。南平市建陽區(qū)莒口鎮(zhèn)馬伏村，寒泉精舍文化園靜謐清幽。“當時朱熹為母守孝，在墓側建此精舍，從事研究、撰述，這里是他理學體系成型的關鍵之地。”建陽區(qū)朱子文化研究會會長祝熹介紹。

　　寒泉精舍見證了多部理學經典的誕生。朱熹編纂的《伊洛淵源錄》首次梳理了北宋理學的傳承脈絡，為理學找到學術源頭；與呂祖謙合編的《近思錄》精選北宋理學四子語錄，成為后世理學入門必讀教材。

　　五年后，朱熹在不遠的云谷山中創(chuàng)辦第二所書院——晦庵草堂。草堂僅三間，卻是潛心圣學、著述講學之所。“當時朱熹的學生蔡元定在西山建精舍，與云谷相望，每晚師徒燈火相照，深夜苦讀，燈滅則表示心中有疑，第二天師生二人就下山討論，‘懸燈相望’成為流傳至今的佳話。”祝熹說。

　　寒泉與云谷的講學，讓朱熹學派逐漸成形。蔡元定、林用中等弟子在此打下堅實基礎，后來成為傳播朱子理學的骨干。方彥壽所著《朱熹書院與門人考》記載，這一時期從學于朱熹的弟子有上百人，今可考見姓名的有22人。“在這段歲月中，朱熹完成了從學者到學派領袖的轉變，書院成為凝聚學術力量的核心平臺。”方彥壽說。

　　詩人陸游描繪的“朱公之徒數百千人”盛況，則到了朱熹創(chuàng)辦武夷精舍時期。

　　武夷山九曲溪五曲隱屏峰下，武夷精舍綠樹掩映。“如果說紫陽書堂是理學的萌芽之地，寒泉精舍是理學體系的奠基之所，那么武夷精舍就是朱子理學走向成熟、閩學聲名遠播的核心舞臺。”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張建光介紹，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歷經宦海沉浮的朱熹回到武夷山，實現(xiàn)多年的卜筑心愿。

　　朱熹為門人所題詩句“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日用無余功，相看俱努力”，提示著這里曾有過“學子云集、論道不息”的盛況。

　　武夷精舍時期，朱熹講學打破了地域與身份的界限，吸引“數百千人”負笈而來，既有福建本地學子，也有江西、浙江、廣東等地英才。講學八年，朱熹沿用《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既讓弟子誦讀經典，更指導他們參與學術研究，如黃榦協(xié)助編輯《小學》、蔡元定參與《易學啟蒙》撰寫。這種“教學與研究共生”的模式，讓理學思想在傳承中不斷完善。《大學章句》《中庸章句》等著作的完成，標志著朱子理學體系的最終成型。

　　張建光介紹，武夷精舍的學術氛圍不僅始終開放包容，朱熹更敢于直言批評時人治學中推諉避難的風氣，求真務實的態(tài)度讓書院成為純粹的學術陣地，陸游、辛棄疾、楊萬里等人紛紛以詩詞題贈，讓朱子理學與書院文化聲名遠播。

—　綿延　—

文韻悠長，天光云影共徘徊

　　在中國書院發(fā)展史上，朱熹被后世學者冠以“書院之子”的美譽。這種稱謂不僅源于他一生與書院的深度綁定，更因為他通過書院體系重塑了中國傳統(tǒng)教育格局。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在知南康軍任上修復了白鹿洞書院，取圣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揭示于門楣，成《白鹿洞書院揭示》，以“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確立了古代書院教育的理學綱領，被視作“中國歷史上最早校訓”。

　　十余年后，朱熹定居福建建陽考亭，創(chuàng)建考亭書院，將教育理念從綱領確立推向成熟實踐，形成影響深遠的“考亭學派”，鑄就閩學之源，完成了朱子理學教育體系的最終建構。就此，理學精神在八閩大地生根鑄魂，綿延千年。

　　建陽區(qū)潭城街道考亭村，麻陽溪畔復建的考亭書院氣勢恢宏。“宋紹熙三年（1192年），朱熹承父遺愿定居考亭，筑室講學，命名竹林精舍，后擴建更名為滄洲精舍，淳祐四年（1244年）詔為書院，宋理宗御書‘考亭書院’匾額。”南平市朱子文化協(xié)會副會長張榮麗介紹。

　　如今，復原后的“道原堂”“清邃閣”“集成殿”無不訴說著當年講學論道的盛景。“朱熹在此完成了《四書章句集注》的最終修訂，把理學發(fā)展至新的高峰。同時，考亭書院系統(tǒng)踐行‘學規(guī)、山長、學田’三大制度，推動南宋福建書院從私人講學場所升級為官方認可的教育機構。”張榮麗說。

　　從南宋紹熙三年至慶元六年（1200年）逝世，朱熹大部分時間在此講學授徒。來自閩、贛、浙、皖、蘇、湘、粵等地的弟子聚集于此，中國理學史上著名的“考亭學派”由此形成并走向成熟。

　　與此同時，福建書院的建設也繁榮起來。據統(tǒng)計，南宋時期福建書院多達57所。

　　“除了朱熹本人創(chuàng)建的4所書院外，其他書院也與‘考亭學派’密切相關。這些書院以朱熹創(chuàng)建的書院為中心，猶如眾星拱月，把南宋書院的發(fā)展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方彥壽說。

　　朱熹逝世后，黃榦堅守考亭書院繼續(xù)講學，蔡沈在廬峰精舍傳承家學與師說，陳淳以“北溪先生”之名在閩南闡發(fā)理學，真德秀在西山精舍推廣閩學，共同形成朱子門人廣布、學術網絡密集的格局。

　　沿“考亭文脈”一路向南，泉州鯉城區(qū)的小山叢竹書院藏于市井深處。“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朱熹任同安主簿時，曾在泉州資壽寺講學，見此處山明水秀，留下‘小山叢竹’題刻。”泉州文旅集團講解員楊成龍介紹，“書院在泉州發(fā)展，尤其在‘朱子過化’之后，呈現(xiàn)逐漸鼎盛的態(tài)勢。”

　　據《泉州府志》載，學有所成的朱子門人有南安人傅伯成、李亢宗、黃謙，晉江人林巒、楊履正、楊至，惠安人劉鏡等。大批門人活躍于泉州各地，積極傳播朱子學說。自此，泉州理學大興。所謂“自宋迄明，理學經濟為本”，反映出“朱子過化”對泉州的深遠影響。

　　小山叢竹書院的興起與泉州書院群的繁榮，正是朱子及其弟子完善書院傳播模式的生動印證。在福建，“私學起步—學派凝聚—官學認可—全域輻射”的模式不斷復制推廣，使福建從唐末五代的“僻遠之地”躍升為“海濱鄒魯”，成為全國儒學傳播中心。

　　這份文脈的輻射力并未止步于福建陸地之境。金門島上，浯江書院以“專祀朱子”的獨特規(guī)制、綿延不絕的教化傳統(tǒng)，成為朱子理學在金門“過化”的鮮活見證。

　　“從南宋至清代，金門始終隸屬于同安縣，朱熹在同安主簿任內推行的儒學教化自然覆蓋金門。如今前往金門，多處仍可見到‘紫陽過化’‘海濱鄒魯’的石刻、碑銘等這類遺存。”集美大學講師劉慧欽介紹。

　　從麻陽溪畔到刺桐港邊，從崇山峻嶺到天風海濤，朱子及其弟子通過書院這一核心載體，完成了儒學的大眾化、體系化傳播，輻射至全國乃至朝鮮半島、日本等東南亞地區(qū)，成為儒家文化圈教育發(fā)展與文明傳承中的重要版圖。（福建日報記者 蔣豐蔓 肖榕 趙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