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只是一名在廣東東莞一家模型廠打工的普通青年，生于1988年的汪超怎么也沒想到自己會跟一起從沒做過的搶劫案扯上聯(lián)系，甚至因此入獄5年。

　　搶劫案案發(fā)于2010年5月，先行被抓捕歸案的李一權和鄒鵬誣陷稱汪超也參與了搶劫。2012年秋天，汪超被捕，被以搶劫罪判刑5年4個月，其之后的上訴、申訴均不斷被駁回。

　　直到5年后，該搶劫案的最后一名嫌犯易禮明被抓捕歸案時，“汪超并未參與搶劫案”的真相才在重審的庭審現(xiàn)場被承認。2017年4月，汪超被無罪釋放。

　　3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約43.29萬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等共計約73.88萬元——這是汪超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廣州中院”)提出的國家賠償申請，代價是汪超被無罪羈押的1672天。

莫名多出的“作案人”

　　根據(jù)廣東省增城市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增城法院”)一審判決書，廣東省增城市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增城檢察院”)指控，2010年5月5日21時許，汪超伙同李一權、賀中和、鄒鵬、易禮明等五人，經(jīng)商量策劃，攜帶刀具、透明膠帶等工具，從廣州市海珠區(qū)瑞康路中大布匹批發(fā)市場，以租車為由，將被害人劉某斌誘騙至增城市新塘鎮(zhèn)某地，他們以到站為由騙劉某斌停車，隨即使用毆打、捆綁的方法將劉某斌控制，后一伙人將其搭載至仙村出口附近丟棄，搶走其一輛價值4.3萬元的長安牌小型汽車、一臺國產(chǎn)手機和3000元現(xiàn)金。之后李一權、賀中和及鄒鵬將車輛燒毀。

　　案發(fā)后，李一權、鄒鵬、賀中和三人相繼被抓捕歸案，李一權和鄒鵬供述稱汪超也參與了搶劫。2012年9月20日，汪超也被抓捕歸案。至此該案最后一名嫌犯易禮明尚未歸案。

　　自始至終，汪超都堅持否認自己曾參與搶劫。其辯護律師羅放清為其做無罪辯護，稱同案人李一權和鄒鵬說汪超參與搶劫的供述并不真實，且自相矛盾。

　　據(jù)判決書，李一權供述稱，2010年年中，在東莞市賀中和所租的出租屋內(nèi)，賀中和提議搶一輛車回來方便日后搶劫，他表示汪超與自己、鄒鵬、易禮明5人都在現(xiàn)場，并同意了搶劫計劃。

　　他稱，兩天后，5人一起乘車去廣州市區(qū)一個皮料市場，由賀中和與鄒鵬、汪超一起在附近商店買了兩把刀和一卷封口膠，之后由易禮明和汪超租來被害人劉某斌的長安之星面包車。但他之后又稱，記不清具體是哪兩個人先去租車，但確定汪超當時就在車上。

　　到了新塘收費站出口后，李一權讓被害人停車，和鄒鵬、易禮明、汪超一起動手按住被害人，并拿出水果刀頂住，后將其捆綁并封口。之后李一權打電話給賀中和，30分鐘后賀中和趕到并將該長安之星開上高速路，不久，便將被害人丟在路邊開車逃跑。后擔心暴露將車輛燒毀。

　　鄒鵬也同樣供述，由賀中和提議搶車，包括汪超在內(nèi)的五個人參與了搶車。鄒還稱，是由汪超壓住司機的腿，幫助捆綁，搜出了3000元現(xiàn)金。鄒鵬稱，自己與綽號“阿旺”的汪超在老家就認識。

　　但賀中和的供述卻與鄒鵬、李一權的供述并不一致。在他的供述中只有4人，并沒有汪超的存在。

　　他表示，他在東莞時，突然接到李一權的電話，讓他去增城市新塘鎮(zhèn)幫他們開車，“因為他們都不會開車”。賀中和表示，自己打出租車到案發(fā)現(xiàn)場時，只看到李一權在面包車旁，而綽號“黃毛”的鄒鵬和綽號“三兒”的易禮明坐在車的后排，副駕駛位和司機位都沒人。

　　賀中和稱，幫他們把車開出幾公里后，李一權讓鄒鵬和易禮明拉出雙手被反綁的司機，丟在了路邊，之后賀中和將車開走。他表示汪超“沒份參與”，后在庭審中解釋稱，在趕到案發(fā)現(xiàn)場時并沒有看到汪超。

　　針對賀中和的供述，羅放清律師認為，賀中和抵達案發(fā)現(xiàn)場時已接近凌晨，汪超不可能在賀中和到達前先行離開，且賀中和的4次供述和辨認筆錄都證實汪超沒有參與搶劫。但增城法院一審判決認為，不能從賀中和在現(xiàn)場未看到汪超的供述就得出汪超不在現(xiàn)場的結論。

　　汪超解釋，案發(fā)時自己并不在東莞，是后來在廣州天河一家電子廠上班期間，與易禮明喝酒的過程中，才聽他提起了易禮明與賀中和、李一權、鄒鵬4人剛剛搶了一輛面包車的事。

　　被害人劉某斌的陳述也與李一權、鄒鵬的供述并不一致。根據(jù)被害人劉某斌的陳述，先是由兩名男子來租車，經(jīng)過橋下時又上來一名拿黑色袋子的男子，搭載這3人往新塘走，后他被后排男子攬住脖子并被以刀頂住。其中一名男子由于未能將車開走，就打電話叫人，30分鐘后又來一名男子駕車，之后被害人被扔下。在被害人陳述中，參與搶劫的人先后共有4人，而在鄒鵬和李一權的陳述中，卻變成了5人。

　　“說明這5個人里肯定有一個是被冤枉的。很明顯，汪超就是那個被冤枉的人。”羅放清律師說。